电话是地委办公室打过来的，说地区政协工委领导陪着一位刚退休的省政协老领导到营川视察，现在已经启程了，点名要周胜利和皇甫高在家等候。

万山河刚到周胜利办公室，县政协主席苍常胜直接把电话打到周胜利办公室，说的是同一个问题。

万山河着急地问：“周书记，上访的人围在楼前，让省里的老领导看到了多不像话？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人赶走？”

周胜利道：“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这些人得不到说法是不会走的，集体上访的事瞒不住。”

他指着楼下上访的人说，“你看，他们有的直接坐在地上，嘴里叼着白纸卷的大烟炮，有的衣着整洁，屁股下坐着小马扎。这些人里面多数是四乡的农民群众，也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省里的老领导是不是专门为他们来的也未可知。”

周胜利让万山河电话通知皇甫高，说省里的老领导指名要他参加接待。

皇甫高在电话上发起了牢骚：“这些老头吃饱了撑的，不好好在省里蹲着，这个时候来添什么乱。”

不论你是否欢迎，过了约四十多分钟，有两辆小车开到了大楼前上访的人群外。

周胜利凭着超强的视力看清楚两辆车一个挂着省里的牌，一个挂着地区的牌，打电话让李中华通知值勤公安

民警迎上前护送着小车到了一楼台阶上停了下来。

他则带着办公室主任万山河迎到了楼下。

从前面车上下来的人他认识，是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车旗绍，后面的车停下来后，副驾驶位上下来一个中年人。

前车门到后车门两步的距离，中年人用小跑的动作来到后车门跟前，打开了车门，同时一只后罩在车蓬上。

停了半分钟左右，一只脚缓缓地从小车里伸出来，缓慢地落地，随后脑袋从车里探出来。

中年人赶紧把罩在车蓬上面的手改为搀扶着他的胳膊，把他从车上搀了下来。

车上的人应当很会保养，看上去六十岁不到，但从他那个位置上退休的人应当是六十多岁。

车旗绍与周胜利认识，两人见面先握了握手，然后对周胜利介绍着后面车上下来的人：“这位是省政协皇甫老领导，这位是营川县委周胜利书记。周书记还兼任……”

皇甫主席打断了车旗绍的介绍，没有理会周胜利伸过来的手，沉着脸说道：“你们的工作是怎么搞的？”

周胜利没有遇过这样没趣的事，心想，皇甫高的老爸刚从省政协副职的位置上退休，他也姓皇甫，是省政协领导，八成就是皇甫高的老爸，来给儿子撑腰的。

怪不得皇甫高不知道尊重别人，原来是从老子那里继续来的。

周胜利诚恳地检讨：“我们的工作没有做法，老领导多批评。”

老头子刚要开口，看到从周胜利后面过来的皇甫高，阴沉的脸上放出一丝睛朗，向他走了过去。

皇甫高却不高兴地说：“爸，你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打个招呼。”

老头子冷哼一声，道：“提前打了招呼，能看到这个热闹吗？”

“爸，你别小题大作，就是一伙刁民在闹事，都怪我们县里的公安太软，不然早就解决了。”

周胜利听着“刁民”两个字听感到有针剌一样难受，领导干部这样称呼上访群众，是把自己置于与群众对立的位置上。

“你把外面的上访群众称为刁民？”

老头子大怒，指着外面的群众吼道：“他们只是提自已的诉求，要求惩治贪官，这与我们上级的主张是一致的，贪官是蛀虫，最容易从内部侵蚀我们的机体。

他们要求停职加税，我不了解情况不能乱发言。还要请你皇甫县长详细介绍。”

周胜利抓住了这个机会，对地区政协工委的车旗绍副主任说道：“车主任，我们请皇甫老领导到九楼会议室休息，听我们汇报情况好吗？”

车旗绍说：“好，去会议室。”

一行人坐好后，车旗绍又重新向皇甫老领导介绍了周胜利：“老领导，营川县委周书记是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兼任的，是咱们全地区唯一的一名副廳级的县委书记，也是唯一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县委书记。”

皇甫老人家这才注意到坐在自己对过的年轻人：不到三十岁的县委书记，而且是副廳级的县委书记，心里为儿子感到惋惜，碰到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对手，是你的不幸呀。

脸上却浮现出一丝笑容：“不到三十岁，年轻有为呀。”

周胜利道：“虚岁三十了。”

“年轻人想干好工作是好事，不过，”他沉下脸，以领导者和长辈的身份警告道：“不能急功近利，不可拔苗助长。我看到上访群众手里举着的标语牌子是打倒贪官，停止加税，这停止加税是怎么回事呀？”

周胜利把脸转向皇甫高：“皇甫县长，加税的文件是县政府操作的，你向省领导汇报吧。”

皇甫高把加税视为自已到营川任职以来的最大动作，不仅没有向县委作汇报，而且是在县长办公会上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现在想把责任往周胜利身上推都不可能，只好如实汇报。

“你没有在县里工作的经验，其他几位副县长也没有经验吗，怎么能让这么荒唐的文件出笼的？”

皇甫高先前听到老头子说什么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之类的话心里就不高兴，后又听到他直接把加税的文件称为荒唐的文件，心中一恼，忘记了现在不是在家里，道：

“爸，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没到下面企业里去调查，就做出这样的结论太武断了。”

他是皇甫高的老子，但在其他人面前他是省级领导，还要保持省级领导的威严，皇甫高这样呛白他，太有损于他的尊严了。

皇甫老领导双目紧盯着儿子，“你给我说实话，加税是不是你提出来的，其他县长是不是全支持你的意见？”

皇甫高没有回避皇甫主席的目光，说道：“我们共有六位正副县长，两票同意加税、一票弃权，反对的多一票。”

他回避了前一个问题：是不是他提议。

皇甫老领导当然不会对儿子穷追不舍，让他当众出丑，但他心里已经清楚，儿子是加税的始作蛹者，是引发这起群体上访的根源，但还是想为儿子开脱责任，追问道：

“你们出台文件是经过县委常委研究了，还是征求了周书记的意见？”

他这问话的用意已经是再明白不过了，把责任推到县里的一把手周胜利身上。

做父亲的想为儿子推脱责任情有可原，但企图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就不地道了。

然而，皇甫高的回答让他为儿子转嫁责任的希望彻底破灭：

“我到县里不久就发现县里党政不分、职责不明的现象很严重，打算致力于这方面的改革，给全国的基层党委、政府做出个榜样。税收是政府的工作，不需要常委会通过，也没有必要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