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涛沉默了许久。他看着眼前这些年轻民警,脑海里翻滚着这十年来关于这个案子的种种画面。
“这个案子……在这十年里,局里其实重启过好几次调查。”
杜文涛停顿了一下,视线移向桌面,像是在回忆那些无果而终的日夜。
“可是每一次重启,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什么线索都查不下去,什么证据都对不上。”
“刘玉平现在的变化太大了,他已经不再来警局闹了。”
“以前他可是局里的常客,现在他不来了。”
“这十年来,他终身没有再婚。一个人就留在咱们固原县城里。”
“平日里,他就在这固原里帮人疏通地下水”。
“干些最底层的脏活累活,一个人守着一座城,守着一个死去的案子。”
“还有白景堂一家,自从当年的事情之后,白景堂一家人就搬离了万胜村。”
“这十年来,他们一家再也没有回过固原县。”
“老家不要了,亲戚也不走动了,走得干干净净。”
“这十年,我无数次地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得以破获。”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抓到真凶。”
“我希望能让这些人,无论是死者的家属,还是被牵连的人,都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可是太难了。”
“时间拖得越久,难度就越大。当年的痕迹都没了,当年的证人记忆也模糊了。”
杜文涛抱着卷宗,双手将其递向江源。
他的表情变得极其肃穆,盯着江源的眼睛说道:“可我们干刑侦的,最怕的是连自己都放弃了。”
“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这案子还有什么侦破的可能呢?”
杜文涛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老百姓还能指望谁?刘玉平还能指望谁?”
江源伸出双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卷宗。
卷宗入手,分量很重。
这不仅仅是纸张的重量,更是十年光阴和一条人命的重量。
江源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将卷宗抱在手里。
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贺州。
贺州的视线正死死地盯在那个旧卷宗上。
江源发现,贺州的表情此刻变得有些复杂。
那里面似乎有一种被责任感压迫到极致的紧绷感。
江源收回目光。
三人简单道别后,江源和贺州转身走出了翟山派出所的办公楼。
江源抱着卷宗走在前面,贺州跟在侧后方。
三人顺着街道往外走,一路上谁也没有先开口。
走过一个街口,江源放慢了脚步。
他转过头,看着一直低头走路的贺州。
“在想什么?”
江源开口问他:“看你从刚才出来,脸色就不太对,你是怎么想的?”
贺州停下脚步。他抬起头看着江源,长出了一口气。
贺州的声音有些发闷,“江老师,我今天感觉肩膀格外的重。”
江源看着他。
“就像是有千斤顶压在身上一样。”
贺州用手捏了捏自己的肩膀,眉头紧锁,“刚才杜局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刘玉平去通下水道的样子。”
“十年不娶,就在这耗着……这案子的分量,太重了。”
“我怕……”
贺州没有把怕字后面的话说出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他怕自己能力不足,怕再一次让那些等待了十年的人失望。
希望之后的失望,往往比没有希望更摧毁人。
江源听完嘴角笑了笑,他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如果觉得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接这个案子的。”
贺州愣了一下。
“这本来就是他们固原县的案子。”
江源继续说道,“我们只是来协助查前面的线索。”
“现在卷宗虽然拿了,但还没立下军令状。”
“你要是觉得千斤重担扛不动,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卷宗退回去,收拾东西回平江,没人会说什么。”
说完,江源站在原地,静静地观察着贺州的反应。
贺州的眼神在最初的错愕之后,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原本那种犹疑的情绪却在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执拗。
他没有退缩。
贺州直视着江源的眼睛。
“不。”贺州摇了摇头,语气变得异常坚定。
“我要查。”
贺州看着江源手里的卷宗,“我一定要拼尽全力试一试。哪怕最后真的查不出结果,我也要试。”
江源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如果今天我因为怕担责任,因为觉得案子重就退缩了,这将会是我一生的遗憾。”
贺州握紧了拳头,由于用力他的指关节微微泛白,“我当警察不是为了挑轻松活儿干的。”
“这案子,我一定要做!”
江源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警员。
贺州的脸庞上满是认真,眼睛里透着一股不加掩饰的冲劲。
这就是青年人身上才有的热血。
没有任何功利算计,没有权衡利弊,只是单纯地觉得应该做,就一定要去做。
江源看着这股热血,心里产生了一丝波动。
像他这样重生一世的人,再想找到这般热血已经很难了。
他的这具身体虽然只有二十二岁,正值青春,但他的灵魂和心境,却早已在几十年的刑侦生涯中被打磨得如同老井一般波澜不惊。
他见证过太多人性的黑暗,经历过太多体制内的沉浮,几十年的心境沉淀,已经很难再让他的身上的血轻易地热起来。
可现在看着贺州这么热血的样子,江源还是觉得,年轻真好。
身体或许可以靠着重生来变得年轻,重新拥有年轻才会有的精力,但心理却永远无法回到那个二十二岁的自己了。
那种对世界充满绝对的正义感,那种不计后果的冲动,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江源收回思绪。
他伸出手,拍了拍贺州的肩膀。
“真不愧是警校出来的高材生。”
“有这个态度,这案子就有了侦破的底气。”
贺州的表情放松了一些,但依然严肃。
“走吧。”
江源把卷宗夹在腋下:“我们现在回去,就再梳理一遍手上的物证线索,从头开始理。”
贺州看着江源,眼神极其认真地说道:“江老师,我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我一定要……”
他似乎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决心,但最后只是重复了一遍:“我一定要破了它。”
“那就回去干活。”江源说。
一直跟在两人身后不远处的邱美霞走了上来。
她全程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此刻看着江源,语气干脆利落。
“有什么需要我的,尽管开口。”
邱美霞说,“法医这边的东西,我全力配合。”
“好。”江源应了一声。
三人穿过街道,一起回到了下榻的酒店。
进了房间,江源将这些报告,按照年份和类别,一页一页地平铺在床上。
很快,大半张床都被各种现场勘查图占满。
江源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些旧纸张。
他深知一点:老案件的突破口,只藏在老物证里。
十年前的案发现场早就被破坏殆尽,十年前的证人记忆早已出现偏差,现在的任何走访和调查,都很难再挖出决定性的新线索。
唯一不会改变的只有当时留下的物证。
所以,当时留下的物证一定是有用的。
只是当年的技术或者思路,没能让这些物证开口说话。
江源的视线在众多的报告中搜寻,最终锁定在几页关于凶器的检验报告上。
那是当时杀死韩文萍的那根木棒。
根据当年的勘查记录,木棒上确实留有凶手的指纹。
这在任何一起命案中,都应该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突破口。
有了凶器的指纹,就等于抓住了凶手的一只手。
可是,这个指纹线索却没能转化为破案的关键。
江源仔细翻阅着关于木棒指纹的描述和提取照片。
原因很简单,木棒本来就是一个圆柱形。
在圆柱形物体表面留下的指纹,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平面物体上的指纹。
人类在握住圆柱形木棒时,手指是弯曲贴合在弧面上的。
这就导致留下的指纹印记,在空间上是一个扭曲的三维曲面。
而在提取指纹时,无论是用胶带粘取还是拍照固定,最终都要将其转化为二维的平面图像来进行比对。
这个从三维曲面到二维平面的转化过程,必然会导致指纹细节特征的严重变形。
原本平行的纹线可能会显得交叉,原本的距离可能会被拉伸或压缩。
这种变形的指纹,对于90年的固原刑警来说难度太大了。
当时固原县局的刑侦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技术员处理常规平面指纹或许还能胜任,但面对这种变形指纹,他们根本无从下手。
木头的纹理极大地破坏了指纹的连贯性,而圆柱的弧度又让细节特征全部走样。
自己局里比对不了,他们只能将这个重要的指纹线索寄希望于省厅。
江源翻看着卷宗里的移交记录。
当年的固原刑警确实把提取到的指纹物证送到了省厅进行鉴定。
可这里面又存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局限性。
90年代,省厅的刑事技术处每天要接收来自全省各地的海量物证。
那个年代的社会治安状况复杂,大案要案频发,省厅需要鉴定的指纹同样很多。
所有的物证送到省厅都需要排队。
更致命的是,当年万胜村的排查范围极大。
固原刑警为了不漏掉任何嫌疑,采集了万胜村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男性的指纹。
这导致万胜村采集到的指纹样本量极其巨大。
在那个没有AFIS全面普及的年代,指纹比对完全依靠技术人员拿着放大镜,一枚一枚地进行人工比对。
一面是需要排长队等待检验的变形残缺指纹,另一面是数以千计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的村民指纹样本。
这两者相加,工作量是极其恐怖的。
省厅很难抽出整段的时间和精力,去死磕这一枚严重变形且样本库巨大的基层指纹。
指纹线索因此也就被不可避免地耽搁了下来。
时间一长,案子成了积案,这枚指纹也就被封存在了档案袋里,一睡就是十年。
江源的目光在报告上移动。
床铺的一侧,摆放着当年排查时留下的一排排嫌疑人指纹卡。
那是十年前,万胜村村民们挨个按下的一枚枚指纹。
每一枚指纹背后,都对应着当年万胜村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江源直起腰,转头看向站在一旁待命的贺州。
“贺州。”江源叫了他一声。
“到。”贺州立刻走上前来。
江源指了指床上那厚厚一沓指纹卡片。“去把你包里的马蹄镜拿出来。”
贺州立刻转身,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勘查箱里翻出了一个马蹄镜。
江源指着床上的报告和指纹卡,看着贺州说道:“用马蹄镜仔细看一遍这些指纹。”
贺州点点头,没有问为什么,直接拿着马蹄镜弯下腰,开始凑近那些指纹卡。
江源看着贺州的动作,开口嘱咐道:“我们这几天,要多看指纹。”
江源的表情很严肃:“这几天的工作量会非常大。”
“我们不仅要看嫌疑人的指纹,更要看当时固原刑警采集到的所有村民指纹。”
“一份都不能漏,一张都不能跳过去。”
江源知道,当年的固原警方虽然能力有限,但工作做得很扎实。
他们穷尽了能想到的人力排查手段,收集了海量的样本。
那枚在圆柱形木棒上变形的指纹,省厅当年没有精力去大海捞针般地比对,不代表现在比对不出来。
只要有样本在,只要现场指纹的特征点足够,就算变形再严重,也能从这海量的样本库里把真凶给挖出来。
这需要极度的耐心、毒辣的眼力和对指纹变形规律的深刻理解。
而这正是江源这个重生前在痕迹领域钻研了几十年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