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的目光停留在案卷上，他在其中一页的记录上轻轻点了点，视线随之看向坐在对面的杜文涛。

“杜队，有个时间节点我想再确认一下。”

他将手里的卷宗往前推了推，指着上面的一段记录，“根据之前梳理的案发时间线，白景堂在发现韩文萍尸体之后，到他最终去矿场找到刘玉平通知这个消息，这中间有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差。”

“这半个小时，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对于这关键的半个小时，他本人当时在审讯室里，是怎么向你们解释的？”

贺州也附和着江源的疑问：“没错，这半个小时的空白期太要命了。”

“干刑警的都知道，半个小时能干太多事情了。”

“他总不能说这半个小时他在案发现场发呆吧？”

杜文涛显然也预料到了江源和贺州的问题，他喝了一口水，缓缓说道：“他当然不会说自己发呆。”

杜文涛身子往后一靠，双臂抱在胸前，回想起当年的情况，“他当时在审讯室里声称，自己当场就吓坏了。”

“他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去矿场找人，而是想着赶紧报警。”

“所以，他声称自己从案发现场跑出来之后，直接去了村东头的小卖铺。”

“去小卖铺？”江源眉头微皱。

“对，去小卖铺。”

杜文涛点点头，“那会儿村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话，更别提手机了。”

“整个万胜村就小卖铺装了一部固定电话，平时也当公用电话给村民用，打一次收个毛分钱。”

“白景堂的口供里说，他跑到小卖铺借了电话报警。”

“报完警之后，他这才火急火燎地动身去了附近的矿场，去通知死者的丈夫刘玉平。”

贺州听完，伸手拿过江源面前的卷宗，快速地翻找起来。“报警记录……我刚才看卷宗的时候，好像没看到这段啊。”

“如果他真的用小卖铺的电话报了警，接警中心肯定有记录，卷宗里应该有小卖铺老板的证人证言才对。”

杜文涛看着贺州翻找的动作，冷笑了一声：“你不用找了，卷宗里当然没有他报警的记录。”

“因为他这番说辞完全是在撒谎。”

江源看着杜文涛，等待着下文。

杜文涛坐直了身体，双手按在桌面上，身体前倾：“案发之后，我们专案组第一时间就去万胜村走访了那个小卖铺。”

“我们找到了小卖铺的老板，办案民警拿着白景堂的照片，反复核对案发当天的每一个细节。”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杜文涛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江源和贺州，加重了语气：“老板说案发那天，白景堂根本就没有踏进过他的小卖铺半步。”

“更别提什么借电话报警了。”

“那部固定电话就摆在柜台上，谁来打过电话，老板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们又调了报警记录，确实没有发现小卖铺电话的报警电话。”

“这胆子也太大了，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他也敢编？”贺州摇着头说。

杜文涛点点头，说：“是啊，他就是在撒谎。”

“你们看着他，觉得他只是个普通的村民，但他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

“这个白景堂当年的口供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他身上的嫌疑当时在我们眼里是最大的。”

杜文涛站起身，在办公桌后走了两步，显得有些烦躁。

“在当时那个阶段，我们专案组所有刑警都笃定，这个白景堂就是所谓的真凶。”

杜文涛说：“他有作案时间，那空白的半小时足够他行凶，他有作案条件，他体格健壮，符合现场痕迹分析推断出的凶手力量特征，最关键的是，他撒谎了。”

“一个没有杀人的人，为什么要编造去小卖铺报警的谎言？”

杜文涛转过身，看着两人：“当时局里面的态度也很明确，整个刑侦大队的心气都很高。”

“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快要破了，真凶就是白景堂。”

“专案组甚至已经开始汇总材料，局里面都准备起诉他来结案了。”

“就等着把最后的口供拿下，直接移交检 察院。”

这时正在翻看法医鉴定报告的邱美霞停下了动作。

她将报告平放在桌面上，手指指着上面的一行数据。

“可是法医在现场提取到了凶手的血迹。”

邱美霞又翻开旁边一份关于白景堂的个人资料：“白景堂的血型是A型。”

邱美霞将两份文件并排放在一起，得出结论：“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血是O型血，而我们认定的凶手白景堂是A型血。”

“这完全对不上号。”

“是这样的。”杜文涛重新坐回椅子上，“正是因为这份法医报告，在当时彻底洗清了白景堂的嫌疑。”

杜文涛的语气里充满了当时的无奈与挫败。

“你们不知道当时专案组拿到这份报告时的心情。”

“前期投入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所有的调查方向都围着他转，起诉书都写了一半了。”

“结果血型不符，这在刑侦上是排他性的。”

“不管他的口供有多少漏洞，不管他多像凶手，只要血型对不上，他就不能被定罪。”

杜文涛看着桌面：“我们把白景堂放走之后，专案组的工作等于回到了原点。”

“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去寻找杀害韩文萍的真凶。”

江源继续看着卷宗，说道：“当时专案组通过大规模的排查，已经把万胜村所有的人员都筛遍了。”

“村子就那么大，常住人口也就那些。该查的社会关系，该核对的不在场证明，应该都已经做得很详尽了。”

“所有的线索最终都指向了白景堂，现在排除了他，如果想要重新寻找真凶，谈何容易？”

杜文涛赞同江源的看法。

“是啊，太难了。”

杜文涛说：“白景堂是那个最贴合所有作案特征的嫌疑人。”

“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应该是凶手。”

“可他偏偏不是杀害韩文萍的真凶，我们们能怎么办？”

“案子不能挂着，我们只能继续扩大范围，去寻找那个杀害韩文萍的凶手。”

杜文涛回想起了那段焦头烂额的日子。

“当年，万胜村查不出结果，我们就把周边几个村庄的人员也全部纳入了排查范围。”

“大刘庄、下马村、三道沟……只要是跟万胜村挨着的，我们挨家挨户去查。”

“希望能通过扩大范围，来寻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

杜文涛伸出手，指了指江源面前那摞堆得高高的卷宗。

“你看这本卷宗，已经很厚了，对吧？”杜文涛问。

江源点头，这本卷宗的厚度确实超过了一般的命案。

杜文涛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只是一小部分。”

“很多走访记录，我们根本就没有放进这本卷宗里。”

“如果全放进去，这张桌子都堆不下。”

“为什么不放进去？”贺州问。

“因为很多走访记录都是无效的，是没有意义的。”

杜文涛说，“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去村里找村干部要花名册，挨个盘问案发那天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有谁能证明。”

“查了一圈又一圈，记录记了几十本。但查到最后发现，这些人全都没有作案时间和动机。”

杜文涛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我们查了上万人的活动轨迹，上万人啊。”

“就靠两条腿走，靠一张嘴问。”

“可除了白景堂之外，却始终没有新的嫌疑人出现。”

“连一个值得怀疑的目标都没有。”

杜文涛的声音低沉下来：“这起恶性入室杀人案，不管我们投入了多少精力，排查了多少人，到最后线索还是断了。”

“所以现在只能成为一起陈年悬案，就这么封存进了档案室。”

江源再次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卷宗。

纸张上记录着这起案件的很多细节，现场勘查的图纸、法医鉴定的数据、证人询问的笔录。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但江源知道，在这些冰冷的记录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被记录在案的。

比如，这起案件在当地引发的社会影响，以及人心的变幻。

“案件成了悬案，但万胜村的人可不这么想。”江源合上卷宗，看着杜文涛。

杜文涛冷哼了一声。

“当然不这么想。当时这起恶性杀人案，让万胜村出现了很多流言蜚语。”

杜文涛说，“农村地方信息闭塞，老百姓不懂什么是血型不符，什么是证据链断裂。”

“他们只看到了一件事：警察把白景堂抓走了，然后又把他放了。”

“在村民们的逻辑里，抓走就是凶手。”

“所以，村民们私下里都笃定白景堂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杜文涛说。

贺州不解：“那放回来怎么解释？”

“他们自己会找解释。”

杜文涛说，“村民们私底下都在传，说白景堂之所以被放出来，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证据不足。”

“是因为他找了关系。”

“找关系？”

杜文涛说，“对，他们觉得白景堂花钱摆脱了罪责，上下打点才能安然脱身。”

“这种流言一旦传开，根本压不住。”

“流言从来都比真相传播得更快，没过多久，十里八乡都在传，说万胜村那个杀人犯拿钱买通了警察，逍遥法外了。”

杜文涛说到这里，眉头紧紧拧在一起。

“这些谣言，最终传到了死者丈夫刘玉平的耳朵里。”

“刘玉平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矿工，老婆在家里被人杀了，天都塌了。”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公 安局上。”

杜文涛说，“可是他看着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抓了的人又给放了。”

“再加上村里谣言的不断蛊惑，到处都有人跟他说，是你老婆死得冤，凶手花钱买命了。”

杜文涛摇摇头：“换了谁，谁也受不了。”

他叹口气继续说道：“后来这个刘玉平就多次跑到刑侦大队去闹。”

“他拉着横幅，坐在大厅地上哭喊。”

“见着穿警服的就问他老婆案子什么时候破，问是不是收了白景堂的黑钱。”

“闹得最凶的时候，局里面的领导见到他都躲着走。”杜文涛说。

“躲着走？”贺州有些诧异。

“是啊，为什么躲着他走？因为实在是无颜面对啊。”

杜文涛说：“案子没破，抓不到真凶，给不了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面对刘玉平的质问，我们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解释说法医报告不支持，他不听；解释说血型不符，他不懂。”

“他只认定一点，就是我们包庇了白景堂。”

杜文涛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

“后来，刘玉平看在县公 安局闹不出结果，甚至跑到了京城去上访。”

“他写了长篇大论的上访材料，在材料里声称，固原县公 安局的领导收受了巨额贿赂，故意放走了杀人犯白景堂。”

“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上面还派了调查组下来核实。”

“虽然最后调查清楚了，我们没有违纪违规，但案子没破是事实，局里还是挨了批评。”

江源听着这段过往，心中五味杂陈。

一起命案，不仅毁了被害人的家庭，也让办案机关背负了巨大的耻辱。

“那白景堂呢？”

江源问：“刘玉平到处闹，白景堂在村里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吧。”

杜文涛点点头，语气变得非常沉重。

“何止是不好过，简直是生不如死。”

杜文涛说：“刘玉平到处闹是因为失去亲人的痛苦，而被谣言缠身的白景堂一家，日子更是陷入了煎熬。”

“在那种环境里，被全村人认定为杀人犯，这比坐牢还可怕。”

“坐牢好歹有个期限，但在村里背上杀人犯的骂名，就是一辈子的事。”杜文涛回忆着后来的走访情况。

“他们一家人在村里的生活变得愈发艰难。出门被人指指点点，背后全是吐沫星子。”

“平时走动亲戚朋友全断了联系，村里人连话都不愿意跟他们说。”

“去小卖铺买盐，人家都不卖给他。”

“种的庄稼夜里被人拔了，养的鸡鸭也都被人药死了。”

“报警也没用，警察去了查不出是谁干的，村民们更是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

杜文涛说：“精神上的折磨加上生活上的排挤，白景堂一家根本撑不下去。”

“最后呢？”贺州问。

“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选择离开。”

杜文涛说，“白景堂一家以极低的价格，把万胜村的房产全都变卖了。”

“半卖半送的，只求赶紧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杜文涛看着桌上的案卷，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

“可是，搬走又有什么用呢？”

杜文涛说，“杀人犯的帽子，村里人的议论，那些异样的眼光，早就在他们心里扎了根。”

“不管走到哪里，这种阴影都挥之不去。”

“”他们一家人，注定一辈子都活在了这起杀人案的阴影之中。”

卷宗被杜文涛安静地放在桌面上，里面的文字记录着1990年的那场血案，而案卷之外，是被这起悬案彻底改变命运的几个家庭。

无论是死者韩文萍、失去理智的刘玉平，还是背负一世骂名的白景堂，亦或是当年那些无颜面对家属的刑警，都被困在了这个没有真相的牢笼里。